10月13日下午，2024辽宁大学国家发展论坛平行分论坛（五）在蒲河校区文华楼416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分论坛聚焦“儒学价值与东亚文明”，共设置四个环节。由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吕梁山主持开幕式，辽宁大学哲学院党委书记史丽红致辞发言，专家学术报告的三个阶段分别由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勇，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研究员佟岩，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金香花主持。

参会嘉宾分别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碧方，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新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许家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贵州儒学研究会秘书长、教授龚晓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安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海燕，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王雅，辽宁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赵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新春教授认为，中华文化语境下儒家独特责任使命担当下的个体意识深深影响了东亚生命主体意识，张载《西铭》思想就是一种典范体现。张载通过《西铭》构设了针对个体之“我”的理学新语境。这是一种基于天道性命相贯通、三才三而通贯为一的生命大语境，是一种基于终极宇宙亲缘的宇宙大家庭的语境，是一种浸润着礼、仁、孝的生命人文价值语境。这种语境昭示了对于天地造化的宇宙大家庭一切生命存在的目的性守望与终极性敬畏善待，开显了士人当仁不让于圣贤的生命主体意识自觉，宣示了士人致君泽民利物舍我其谁的强烈家国天下以及整体宇宙担当。张载所开启的这种生命主体意识在当今社会也可以透过创造性转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认为，气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差异。方旭东教授指出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三卷“科技思想史”中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阶梯论与中国哲学中荀子、刘昼、王逵、朱熹等类似的思想，但李约瑟没有注意到这些中国哲学家在对物种分类时几乎都以气论为基础。方旭东教授梳理了李约瑟提到的几位中国哲学家的气论异同：在荀子思想中，气和知、意并不完全挂钩；王逵将气和天勾连起来，并认为气没有性情；到了朱熹才发展出集大成的气的思想，朱子认为气来自天地、为人物所专属（有知觉）、形自气生，但相近的气其理未必相同，同时，恶生于气。此外，南宋戴埴也认为气和恶相关。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安泽教授从近现代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国内知识界表现出的拒斥对抗与兼融调和两种相互矛盾的反应入手，分析了跨文化境域下异质性文化之间自然发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拒异现象。李安泽教授认为中国知识界通过对基督教的诠释，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确立了新的理论模式和范型，这种诠释本身也可视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单元文化心态和单一化的“大一统”的理论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趋向于多样化、多元化的分途发展，这种对西方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外在超越”的思想形态的涵容和汲取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又为进一步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理论凭藉，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建树立根基，具有至为深远的文化意涵。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从文质论、三代之治与历史文化宇宙三个方面分析了黄宗羲面对晚明心学流弊所建立的“寓性命之学于经史”的理气合一、道事合一的“新心学”形态。陈畅教授认为，黄宗羲以文质区分圣王救世与凡人之情，晚明心学的流弊正是由于凡人之心喜逸恶劳、喜质恶文所引发的狭陋，而经史中承载的圣人之制才是对应的解决方式。同时，黄宗羲对三代之治的讨论仍然立足于整个明代心学维护民众自然自发的自由自律生活这一主轴。黄宗羲认为心性必须经由工夫的扩展才能在生活世界里展现意义，而这种心性的实践落实就展现为经史。此时心性之学跟经史之学得以彻底融汇，这是阳明学在清代开展出来的新形态，也是黄宗羲所代表的浙东学术对阳明心学的修正与发展。

辽宁大学哲学院赵炎副教授通过梳理中西印文明所共同的经验结构阐释了张祥龙的构成边缘域思想。张祥龙所谈的经验不是被二分的主体和客体的经验，而是互融为一体，时时刻刻构成对方的经验。在我和他者之间的经验中，“之间”本身要比我和他者更重要，“之间”先于存在者，“之间”的交织构成了“域”，“域”所代表的构成性与发生性在中西印是一样的。个体经验世界时，重要的不是经验到我和他者这样的焦点，而是经验到背景铺开的隐而不显的边缘域。就儒学而言，阴阳与家国天下就是某种边缘域，儒家所谈的成己成物就是对整个域本身的成就。这种构成边缘域思想是张祥龙对儒学与现象学的会通做出的重要思想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认为近代以来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思想的“反理学”传统混同了学术思潮、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这种对“反理学”的泛化在学术上显得过于宽泛不得要领。许家星教授认为中国“反理学”论述起源于梁启超与胡适对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强调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评价，而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反理学”提升到了古今中西之别、进步与落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高度。但这种对清代学术的“反理学”定位未必妥当，清代“反理学家”的思想在根底上对理学仍然是认同多于修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客观认识理学，阐发理学的普遍意义与时代意义，尤其是理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文碧方教授认为冯友兰“良知假定”的主张除了他的新实在论立场外，也是他在比较中西文化后为中国传统哲学近现代转型指出的必要环节。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只是停留在“感”与“想”的阶段，缺乏辩名析理的逻辑分析。在新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冯友兰认为要抛开中国传统哲学中某些无证实性的形上学命题，并应以基于逻辑分析的方法实现中国哲学的“接着讲”。冯友兰借助西方逻辑分析法反思、审视和检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无疑具有开山之功。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龚晓康教授认为阳明心学对于身心问题的讨论，不在于躯壳层面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在于如何从“躯壳的己”回归源初“真己”，以实现生命的究极安顿。就“真己”而言，“身-心-意-知-物”五维一体，为整全的存在场域，“心”为隐微之本体，赋予天地万物以存有的意义；“身”为现实之世界，赋予天地万物以客观的性质。心、身是“五维一体”的不同面向，故存在着本源性的合一。就“躯壳的己”而言，“心”为本心发动而有之意识，“身”为本心凝聚而成之形体，两者之间存在着非一非异之关系，执定之则有“五维一体”整全场域的破裂。阳明心学对身心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感受论与认知论，而是关涉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等更为宏大的视域，也为中西哲学相互镜鉴乃至相互资益提供可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孙海燕副研究员认为，在中西文化女性伦理的对比中，儒家的“屈妻而申母”体现了父系家庭伦理的纵贯性特征，而基督教的“疏母而申妻”体现了人神“两个世界”下的平等性特征，这种“母性”与“妻性”的彼此消长是由于中西方在漫长历史中的人性与文化互动而导致的。儒家宗法父权制下的孝道伦理使得家庭中夫妻关系让位于亲子关系，母亲的身份地位远高于妻子。基督教则要求男子应离开父母与妻子组成家庭，夫妻双方因共同信仰上帝而具有平等身份，并认可的夫妻间的自然情爱，这使基督教比儒家文化更好地张扬了“妻性”的人性向度。儒、耶之“母”“妻”二性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取向有着功能上的内在统一性，分别以各自的文化样态及人性模式，完成了一个人由生到死的生命意义的系统建构。

辽宁大学哲学院王雅教授认为，中韩两国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的以“贞节烈女”为导向的女性观是对传统“才行高秀”的女性观的一种选择性偏失与极端化。汉代刘向编撰《列女传》秉承着多元评判标准的女性观，这一女性观也被之后的正史编撰所广泛肯定采纳。朝鲜王朝时期以贞烈单一女性观评判女性这一现象主要来源于对经典文本断章取义导致的观念误读，理论源头的偏失与实践中的不断极端化在限制女性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限制了朝鲜王朝整体的发展。为使男女二性形成合力，共建当今多元化现代化社会，这一愿景不仅需要纠正对历史上单一女性观的误解，同时也需要国家、企业、家庭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论坛在讨论与总结环节的交流与研讨氛围中逐渐走向尾声。在场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就会议中涉及到的中西方文化中的灵魂分层、基督教文化、女性问题中的人性与神性等论题进行了热烈的回应与讨论。王雅教授总结本次研讨会在发言、回应、评议等环节都进行了充分多元的思想交流。儒学作为整个东亚文化的基本素养，不仅在与西方思想资源的比较中展现出了学术价值，也为当下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价值，也期待日后能通过更密切广泛的交流讨论更进一步挖掘东亚儒学为现代人的政治与伦理生活提供的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价值。